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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焦虑厌倦工作?那就试试“正念冥想”吧!
生活焦虑厌倦工作?那就试试“正念冥想”吧!现代社会的生活工作节奏日益加快,很多人都感到心理不堪重负。但人们可能不知道如何疗愈自己,释放自己的负面情绪。这需要我们寻找对策。
通过本文,我们了解到,身处国际灾害或人道主义危机第一线的救援工作者面临着长期的压力和精神创伤。总部位于纽约的一家冥想训练中心所传授的“正念冥想”方法或许行之有效——他们鼓励救援工作者坦诚地说出所面临的挑战,并更多地直面自己的负面情绪。
艾米特·菲茨杰拉德(Emmett Fitzgerald)清晰记得自己必须得离开海地的那一刻。2010年那场灾难性的海地大地震摧毁了逾30万座建筑物,110万人流落街头。
地震发生后,这位38岁的救援人员在太子港工作了两年。在海地的前六个月里,他管理着一个收容2.5万名无家可归者的难民营。后来,他在国际移民组织政策部工作,并在太子港的联合国基地管理500万美元的救灾预算。
他打心底里感觉自己从事的拯救生命的工作至关重要。尽管工作压力大,每次合同到期时,菲茨杰拉德都会选择续签合同,咬牙干下去。“我知道我在对自己做什么。”他坦言,“我知道这种状态持续不了多久。”
一天早上,菲茨杰拉德开车冲过一个又一个红绿灯,赶去参加一场他根本不想出席的会议。最终他迟到了,并因此被老板奚落一番。当菲茨杰拉德在一个十字路口停下时,有一个小孩来到他的车窗前,向他讨吃的。他突然发脾气,冲小孩大吼,叫他滚开。那个小孩愤然离去之后,菲茨杰拉德呆坐在红灯前,意识到自己变得不认识自己了。“我对这个孩子过于火大,对这个世界也是如此。”
在第一线的救援工作者面临着长期的压力和精神创伤。调查显示,救援人员被派驻工作的时间越长,产生职业倦怠和抑郁的风险就越大。这类精神问题会在一些救援工作者的身上突然爆发:他们可能会遭受精神崩溃,甚至试图。而对另一些人而言,职业倦怠就像缓缓熄灭的灰烬,慢慢吞噬了一个人的同情心。
在经历了几个月的情绪瘫痪后,菲茨杰拉德向加里森研究所(Garrison Institute)寻求帮助,这是一家总部位于纽约加里森的冥想训练中心。
该研究所成立于2003年,是一座跨信仰的修道院,其目的是向从事救援性工作的人们教导“冥想方法的实际应用”。菲茨杰拉德参加了一个针对人道主义者的试点讲习班,这个讲习班课程的原型是研究所为家暴幸存者设计的一个热门教程。
作家兼佛教冥想老师莎伦·扎尔茨贝格(Sharon Salzberg)帮助开发了该项目。当她目睹了从海地归来的救援工作者慢慢涌入她在纽约开设的时,她开始将救援工作者的健康问题确认为公共健康问题。“这些人代表我们大家从事着如此艰难的工作。”她说,“他们需要更多的情感支持。”
加里森研究所决定将这个针对救援工作者的项目扩展为 “冥想疗愈项目” (Contemplative-Based Resilience Project),菲茨杰拉德于2015年被任命为项目总监。他现在满世界飞,试图说服各个救援组织趁早为员工的健康投资。
身处国际灾害或人道主义危机第一线的救援工作者面临着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安塔尔基金会(The Antares Foundation)为人道主义组织提供压力管理方面的培训和支持, 它在2012年开始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开展持续合作,共同开展了几项关于救援工作者的创伤压力和其他精神问题的研究,但结果令人担忧。
一系列此类研究发现,在伊拉克、约旦、乌干达和斯里兰卡的救援工作者中,一半以上的人有抑郁症状,约一半人患有焦虑症,而20%至 25%的人则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症状。
2012年发表的另一项研究,对200多名被派驻国外的救援工作者派驻前后的心理健康进行了评估。他们回国后,患抑郁症比率增加了一倍,而表现出的焦虑症状也成倍增长。
根据救援工作者安全数据库(The Aid Worker Security Database)的报告,在2015年,有超过287名救援工作者成为袭击事件的受害者。大多数受害者为国内或当地的工作人员,他们占到人道主义救援工作者的 90%以上。
国内工作人员的薪酬通常只是国际救援工作者收入的一小部分,这不仅加重了国内工作人员的压力,还使他们难以获得心理健康保健服务。
尽管存在这些风险k8凯发官方网站,调查显示,鲜有国际救援组织为解决其工作人员心理健康问题而制定相应的方案或政策。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在2013年的一份报告中承认,缺乏这种支持是众多救援组织存在的一个关键问题。
20世纪70年代, 美国心理学家赫伯特·弗洛登伯格(Herbert Freudenberger)首先发现了“倦怠”(burnout)这一现象。当时,他因为工作患上了抑郁症。随后的许多年,这一概念主要被心理学家应用于从事高需求的社会福利工作的患者身上。今天,这一概念已经成为工业化经济的一个固有问题,适用于多个行业。然而,那些从事救援工作的人员最初所面临的问题依然存在,毕竟他们的工作要求与能力极限之间总是存在着差距,这往往会导致焦虑、疲惫和抑郁的出现。
职业倦怠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并不容易量化。一个实用的量化指标是员工流失率,这是一个困扰人道主义领域的问题。救援工作者通常会长期被派遣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去应对危机。由于不断地被派驻各地,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增长了专业知识。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作人员的专业知识提高了组织的总体能力,使人道主义援助的输送变得更加成 功。不幸的是,很少有援助工作者长期从事这些工作。
2012年的一项对无国界医生组织(Doctors Without Borders)1995名雇员的研究发现,只有40%的救援工作者愿意接受第二次派驻任务。
如果说现代社会中倦怠的蔓延需要我们寻找对策,那么人道主义援助工作者所承受的过度压力一定需要想办法解决。这就是为什么心理健康的替代疗法越来越普及的原因。
冥想是最流行的非传统健康干预措施之一,特别是因为人们可以在任何地方自由地练习冥想。尽管冥想的仪式各有不同,但在冥想的过程中,人们通常会试着放松心情、平静呼吸,并练习身体的感知意识。
对冥想的科学研究仍处在早期阶段,而之前的许多相关研究却受制于落后的方。 但现有的证据表明,冥想大有可为。
一项追踪47项强有力科学方法研究的荟萃分析表明,冥想疗愈项目所传授的正念冥想方法,经证明有助于减少焦虑、抑郁和苦痛等心理压力。
加里森研究所研究心理健康和心灵修行的交叉领域。它的理念是将灵修、慈善的传统手法与更现代化的“恢复能力”(resilience)和“投入行动”(engaged action)相结合。菲茨杰拉德担任项目总监后,冥想疗愈项目成为一个独立的项目。
该项目为期四天的课程包括心理健康教育、瑜伽训练以及正念减压疗法的一部分内容。每位学员的费用在1500至2000美元之间,具体费用取决于上课地点和场所。研究所希望把课程提供给人道主义援助第一线的工作人员,但在此过程中必须考虑安全因素。他们不仅在纽约开办讲习班,而且还把课程带到了约旦和卢旺达。
马特(出于保密原因,其不愿使用真名)在约旦接受了他们的课程。马特在伊拉克工作。在那里,打击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L)的战争以及叙利亚内战引发了新的人道主义问题。
他面临的最大压力源之一就是不确定性:“我们永远无法确定即将会发生什么。”没有人知道是否能够幸免于爆炸或袭击事件。课程讲师休·伯恩(Hugh Byrne)鼓励救援工作者坦诚地说出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并更多地直面自己的负面情绪。大部分学员对这种方法持开放态度,但有些人感觉这样做太冒险了。“我们的盔甲来源于一种根深蒂固的自我保护本能。”他解释道,“例如,对在难民危机前线工作的人道主义者而言,他们会怀疑自己是否还能继续做好自己的工作。”
伯恩认为,事实上,正是穿着盔甲加剧了倦怠。“盔甲让我们自我封闭。”他说,“它会切断我们与自我的联系,让我们无视自己内心深处的愿望与价值观,以及我们最关心的东西。”
来自一家大型国际救援组织的人力资源师利亚斯亚·纳尔克捷(Lyusya Nalchajyan),与团队一起学习了由伯恩教授的一门课程。她声称在自己十年的工作经历当中,极少看到机构对员工的心理健康问题采取干预措施。纳尔克捷称,她对冥想疗愈项目所介绍的概念并不陌生,但是讲习班所传授的方法确实有效。“它已经对我的情绪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她说,“正在发生的事情不可扭转,我现在能接受这一点。或许,明天将会是更美好的一天。”
面对紧张的预算和多种竞争需求,冥想疗愈项目正在进行战略规划。项目目前的年度预算是25万美元。菲茨杰拉德是唯一的全职员工,教师们是按其讲课次数结算报酬。要找到扩展项目的好办法并不容易。他们正在考虑一种“培养培训师”的模式,这样可以让机构的人力资源专员将冥想疗愈项目的方法传授给他们的员工。他们还正在与一些机构共同开发定制项目。菲茨杰拉德坚信,人道主义援助行业亟需解决“倦怠”这一难题。
菲茨杰拉德说:“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些零散的机构已经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但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遇到哪一个组织为应对倦怠制定出全面或结构化的解决方案,并且为其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他说:“我认为,没有哪一家机构可以拍着胸脯说‘我们已经做到了这个地步’。”
正念冥想(mindful meditation):“正念减压疗法”创始人乔·卡巴金教授对正念的定义是:正念就是有意识地觉察,专注于当下这一刻,而不附加上主观的评判。
目前国际上普遍将冥想分为两大类:正念式和聚焦式。有意识地将注意力维持在当前内在,并对任何升起的念头和感受都以知晓,不作任何判断,即正念冥想。